191024

对于所谓“现充”，我一向是不屑一顾的。对于所谓人人趋之若鹜的“潮流”，我更是嗤之以鼻的。

毕竟这种东西，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，“流行是个圈”，有甚么意思呢？

是故在根本没有校服的高中时代，同学们——只要有条件的，个个汪洋恣肆泼洒青春时，我常常以和我心象般灰暗，似我体重般深沉的军夹克、牛仔裤、徒步鞋示人：一种自我麻痹式的超然放逐。那时的我只是一个丢不掉过去的失魂人，或者说，是过去的“什么”拉扯着我的魂魄，将它的一端钉在了2013年那个该死春季的墓碑上。

一晃七年，我日复一日，我得过且过；我浑浑噩噩，耗费了我已走过人生的三分之一——而其前三分之二，我甚至没有三两记忆。我学知识，忘得比学得更快；我记日记，终究又付之一炬；我结好友，“远走高飞难找寻”。

唯一可以确信的，居然是这六七年我对东方project有了不少了解，而且从对STG基本没有概念到全通e、若干通n的程度，以及知道了一些文化方面的皮毛，能让我在新作里认出一些个出典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
起初他们流行屌丝文化，我虽尚幼但仍然抵触；后来他们吹捧鲜肉韩星，我亦觉得怪异非常；现在他们搞起快手抖音，我只敢敬而远之。我脱离流行文化，不看电视、不听新歌，更叫不出明星们的名字，连英雄联盟也不曾打；即便是电影，也只是偶尔凑个热闹而已。

每天我都能看到做着意义不明的事，开着低级趣味玩笑的闲人；也能见到蒙昧无知，却依然妄自尊大咄咄逼人的蠢人。可气，可笑，可悲！ 但这个世界依然前进得太快，好像只有我自己在退行：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恐惧和焦虑的了——我！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！

我实在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。曾经我以为这是我的特质，这是我的“格调”，但实际上是莫名其妙的自卑在驱使我不断加强自己的“AT力场”。

这是我和任天堂的“孽缘”：作为五线城市普通家庭的孩子，小学有幸在官二代同学那里玩到了Sony PSP，于是到了2011年我读初一之时，我想要一台游戏机。只不过，我决定要从任天堂的平台开始。和每个中国孩子一样，我不免需要靠成绩来证明自己足以配得上神的恩赐。我是幸运的，我拿了学生时代唯一的一个全校第一：至于这背后有怎样的阴谋阳谋、机缘巧合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
其实3DS在那时已经发布，但之前只玩过4399和4399游戏盒的我，哪里敢想什么裸眼3D，更别提对没见过钱的初中生而言那天文数字般的价格。我想要一台2006年的NDSL，那红色外壳上的龙纹让我兴奋不已。然而父母那时承诺的礼物额度大抵只有300元而已，NDSL虽是上一世代，依然要价600；我只有退而求其次，在400元左右的2004年初代NDS中找寻，试图捡漏。但显然，这是不现实的，我只能再“退而求其次”，我看向了2003年的GBA SP，一台不带卡带的二手机器差不多就是300元了。至于卡带，只有之后“节衣缩食”来攒了，而且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。

这时已经是2011年，我希望得到一台2003年的游戏机。然而这个愿望依旧不能满足，因为在中国基本不会有哪个父母会给孩子奖励游戏机，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事实。我没有不开心，好像这一切本就是理所当然，唯一让我有点难过的，是次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，我看到英国的孩子们在玩着3DS。最后我来到了武汉，在东湖边享用了当时我们的城市里还没有的必胜客披萨。那一餐我吃得很开心也很满足，但之后至今的八年里，虽然必胜客已经遍地开花，我却再未走进任何一家的大门。

一直到了大学，到了2018年，这件小事才有了一点转机。其实在这之前，关于任天堂，关于掌机，乃至关于游戏还有许许多多记忆，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2018年的暑假，我看完了《幸运星》，泉此方的NDSL唤起了我的记忆，和多年前一样，我打开淘宝，我输入了NDSL——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我得以点下了购买按键。

与和善的老板商谈几句，我要了和此方同款的深蓝色。货到了，是2006年生产的批次。我很开心，虽然跨越了十多年，但我总算玩上了《逆转裁判4》。

可是，2018年了，早已经是Nintendo Switch的时代了，当年与NDSL同台竞技的索尼掌机也早已成了时代的眼泪。在这样的时代，来自十二年前的简单快乐让我投入且专注。现在，我认为这是我最为怪异的一点。

“这样的事，以后还多着呢。”但我不想这样下去。如果我还能被称为“少年”，那这个念头可能就是我唯一的“倔强”。

可是，要怎样做？

不知道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空空荡荡，能抓住的绳索只有EVA。我没有什么鉴赏水平，EVA览毕，只记得了一点：庵野秀明的“补完计划”，是让阿宅走出自己闭锁的AT力场，走向社会。

“那个东西”，它终究要死去。

己亥霜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