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024

对于所谓“现充”,我一向是不屑一顾的。对于所谓人人趋之若鹜的“潮流”,我更是嗤之以鼻的。

毕竟这种东西,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,“流行是个圈”,有甚么意思呢?

是故在根本没有校服的高中时代,同学们——只要有条件的,个个汪洋恣肆泼洒青春时,我常常以和我心象般灰暗,似我体重般深沉的军夹克、牛仔裤、徒步鞋示人:一种自我麻痹式的超然放逐。那时的我只是一个丢不掉过去的失魂人,或者说,是过去的“什么”拉扯着我的魂魄,将它的一端钉在了2013年那个该死春季的墓碑上。

一晃七年,我日复一日,我得过且过;我浑浑噩噩,耗费了我已走过人生的三分之一——而其前三分之二,我甚至没有三两记忆。我学知识,忘得比学得更快;我记日记,终究又付之一炬;我结好友,“远走高飞难找寻”。

唯一可以确信的,居然是这六七年我对东方project有了不少了解,而且从对STG基本没有概念到全通e、若干通n的程度,以及知道了一些文化方面的皮毛,能让我在新作里认出一些个出典,但也仅此而已。

起初他们流行屌丝文化,我虽尚幼但仍然抵触;后来他们吹捧鲜肉韩星,我亦觉得怪异非常;现在他们搞起快手抖音,我只敢敬而远之。我脱离流行文化,不看电视、不听新歌,更叫不出明星们的名字,连英雄联盟也不曾打;即便是电影,也只是偶尔凑个热闹而已。

每天我都能看到做着意义不明的事,开着低级趣味玩笑的闲人;也能见到蒙昧无知,却依然妄自尊大咄咄逼人的蠢人。可气,可笑,可悲! 但这个世界依然前进得太快,好像只有我自己在退行: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恐惧和焦虑的了——我!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!

我实在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。曾经我以为这是我的特质,这是我的“格调”,但实际上是莫名其妙的自卑在驱使我不断加强自己的“AT力场”。

这是我和任天堂的“孽缘”:作为五线城市普通家庭的孩子,小学有幸在官二代同学那里玩到了Sony PSP,于是到了2011年我读初一之时,我想要一台游戏机。只不过,我决定要从任天堂的平台开始。和每个中国孩子一样,我不免需要靠成绩来证明自己足以配得上神的恩赐。我是幸运的,我拿了学生时代唯一的一个全校第一:至于这背后有怎样的阴谋阳谋、机缘巧合,已经不重要了。

其实3DS在那时已经发布,但之前只玩过4399和4399游戏盒的我,哪里敢想什么裸眼3D,更别提对没见过钱的初中生而言那天文数字般的价格。我想要一台2006年的NDSL,那红色外壳上的龙纹让我兴奋不已。然而父母那时承诺的礼物额度大抵只有300元而已,NDSL虽是上一世代,依然要价600;我只有退而求其次,在400元左右的2004年初代NDS中找寻,试图捡漏。但显然,这是不现实的,我只能再“退而求其次”,我看向了2003年的GBA SP,一台不带卡带的二手机器差不多就是300元了。至于卡带,只有之后“节衣缩食”来攒了,而且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。

这时已经是2011年,我希望得到一台2003年的游戏机。然而这个愿望依旧不能满足,因为在中国基本不会有哪个父母会给孩子奖励游戏机,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事实。我没有不开心,好像这一切本就是理所当然,唯一让我有点难过的,是次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,我看到英国的孩子们在玩着3DS。最后我来到了武汉,在东湖边享用了当时我们的城市里还没有的必胜客披萨。那一餐我吃得很开心也很满足,但之后至今的八年里,虽然必胜客已经遍地开花,我却再未走进任何一家的大门。

一直到了大学,到了2018年,这件小事才有了一点转机。其实在这之前,关于任天堂,关于掌机,乃至关于游戏还有许许多多记忆,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2018年的暑假,我看完了《幸运星》,泉此方的NDSL唤起了我的记忆,和多年前一样,我打开淘宝,我输入了NDSL——不同的是,这一次我得以点下了购买按键。

此方的NDSL

与和善的老板商谈几句,我要了和此方同款的深蓝色。货到了,是2006年生产的批次。我很开心,虽然跨越了十多年,但我总算玩上了《逆转裁判4》。

此方的NDSL in 现实

可是,2018年了,早已经是Nintendo Switch的时代了,当年与NDSL同台竞技的索尼掌机也早已成了时代的眼泪。在这样的时代,来自十二年前的简单快乐让我投入且专注。现在,我认为这是我最为怪异的一点。

“这样的事,以后还多着呢。”但我不想这样下去。如果我还能被称为“少年”,那这个念头可能就是我唯一的“倔强”。

可是,要怎样做?

不知道。想到这里,我心里空空荡荡,能抓住的绳索只有EVA。我没有什么鉴赏水平,EVA览毕,只记得了一点:庵野秀明的“补完计划”,是让阿宅走出自己闭锁的AT力场,走向社会。

“那个东西”,它终究要死去。

己亥霜降。